第28章
只要想起一件事，就会跟着想起十件事，然后又想起二十件事。我还为黑暗的事情着迷，像奥斯维辛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纳粹所设的集中营，大批犹太人死于此处），或是坠机事件，而且我会一直想象自己是在那样的状况死掉。我的医师通常都会指示我吃哪些药，缓和我死于灾难的妄想。
“我碰到过一大堆这样的事情。这种体验跟着我，到下个月就满二十九年了。我的记忆随着情绪而改变。某天我会告诉自己忧郁有多恐怖，我的人生被搞得有多惨，然后，如果隔天情绪好像比较稳定了，我会觉得每件事看起来还不错。我会试着回想快乐的时光，会找点事做，不让自己开始不愉快的回忆，否则会让我很快陷入忧郁中。忧郁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很丢脸。我不会想到，我只是一个平凡人，挫折是很正常的经历。我做过很丢人的梦，即使在睡梦中，都没法摆脱恐怖、沉重、苦闷的情绪和无望的人生。希望，是我第一个遗失的东西。”
双亲的僵硬态度令克劳蒂亚·薇佛十分痛苦：“他们要我像他们一样快乐。”早在童年的时候，“我躲在自己的世界深处，觉得自己是异类，与别人格格不入。我觉得自己很渺小，一无是处，迷失在自己的思虑里，几乎看不到他人的存在。若是走到后院，我只会在那边四处晃荡，而不是看看花草。”她的家人对这整件事“紧绷嘴唇”不动声色。到了小学三年级，她开始畏惧身体接触。“我讨厌抚摸、拥抱或亲吻，连家人也不行。在学校里，整天都无精打采。记得老师曾对我说：‘克劳蒂亚，抬起头来。’没有人在意这些事。我还记得上体育课时，会在电暖炉边睡着。我痛恨上学，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朋友。别人说的什么话都可能会伤到我，深深地伤到我。记得六、七年级的时候，走在学校大厅里，我谁都不理，什么事都不关心。童年的记忆让我十分痛苦，但是，我竟然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骄傲。忧郁？我一向如此，只是过了一段时日才知道它叫‘忧郁’。我的父母很慈爱，但他们——或是说，他们那一代的父母中的大多数——从没想过，自己的小孩会如此情绪失常。”克劳蒂亚唯一快乐的事是骑马，她非常有天分，父母为她买了一匹小马。“骑马给了我自信和喜悦，给我任何事物都没有的一线光明。我很会骑马，大家也注意到了，我爱那匹小马。我们很投缘，像伙伴一样，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意，它好像知道我需要它，这带我走出了愁云惨雾。”
十年级时，她离家读寄宿学校，因为和那里的骑马教练处不来，她放弃继续在这项运动上的发展。她要父母卖掉那匹小马，不再有骑它的兴趣。寄宿学校的头一学期，回想起来，她面临了“心灵的疑问”：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的目的是什么？她对室友提出这些疑问，室友立刻向校方报告，断章取义地转述她的话。校方断定克劳蒂亚有自毁倾向，即刻将她送回家中。“那实在丢脸透了，我觉得十分羞耻。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事情中，我痛苦地抗拒这一切。不管别人是否很快忘了这些事，我就是无法忘记。”
克劳蒂亚·薇佛的故事
后来的一年，她在深深受创的情形下，开始用刀割伤自己——因为她苦于所谓“无聊透顶的另类厌食症”。她的玩法是切开小伤口，但不至于流血，然后把伤口掰开，让血流出来。由于伤口很小，所以不引人注意。她认识学校中四、五个玩割皮游戏的女生，“人数多到形成一个小团体。”割伤自己的行为持续发生，她到大学仍在割伤自己，快三十岁时，她还在割左手和腹部。“这并非是‘用激烈手段引人注意’的行为，”她说：“你感觉到情绪的痛苦，希望甩开它。突然间，你看到一把刀，心想，哇！刀子看起来好锋利，我想试试，如果放在手上稍用点力会怎么样……你开始受刀子吸引。”室友看到她割伤自己，好几次向校方报告。“然后他们说我一定是想自杀，这种行为会让我变成疯子。我吓得牙齿打颤，这件事让我非常紧张。”她又被送回家，并要她去看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说她很正常，没有问题，校方和她室友才是疯了。“他发现我并没有想自杀，只是想探测自己的极限，以及未来该走向何方。”几天后，她回到学校，但此刻，她没有安全感，并开始产生严重的忧郁症状。“我愈来愈疲惫，睡得愈来愈多，活动愈来愈少，愈来愈喜欢独处——我极度不快乐，也不知向谁倾诉。”
不久，她开始一天睡十四小时。“我半夜起床，走进洗手间，开始读书，大家都觉得我极为古怪。他们会来敲门，想知道我在里面干嘛。我说：‘我只是读书。’他们问：‘为什么要在这里读书？’我说：‘我喜欢，不行吗？’”当年年底，她几乎完全不吃一般的食物。“我一天吃个七至九条巧克力，因为那样就够了，这样就不用去学生餐厅。若是到餐厅，大家会说：‘你好吗？’我根本不想回答这种问题。我继续念书，度过那一年，因为只要我一直现身，就不会被人注意。若是老躺在床上，校方会找父母来，我就得解释，我应付不了众人诡异的目光和自己脆弱的感觉。我甚至不想打电话告诉父母说我想回家，我觉得自己陷在那里，如置身迷雾中，看不见五英尺外的东西——就算我妈就站在六英尺外也看不到。忧郁让我觉得很丢脸，我只觉得每个人都会在背后说我坏话。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，即使是在厕所里独处都会让我觉得很困窘。我的意思是，在公共场合当然会让我很痛苦，但即使是一个人，我也没办法面对自己。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当一个人，连当个怪人也不配。我觉得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很丢脸。那令人痛苦万分。”
到了十年级的夏天，情形更糟糕。她长了湿疹，和紧张有关，因而更加烦恼。“和人在一起是最累的事情，即使只是讲讲话。我离群索居，几乎一直躺在床上。我想把身体藏起来。”她终于开始接受治疗，服用妥富脑（Tofranil），周遭的人都发现她有进步，“到了夏末，有一天，我终于能跟母亲到纽约城逛街然后回家。那是我当年夏天觉得最刺激、最有活力的事。”她也和治疗师混熟了，两人成为密友。她在秋天转学，新学校给她一间单人房，很适合她。她喜欢那里的人，服用改善精神状况的药。她认为那年夏天，父母终于把她的情绪状态当成真正的问题，对她很有帮助。她开始用功读书，参加一大堆课外活动。高年级时，她当上学监，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在普林斯顿大学，她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。虽然喜欢独处，但她发现自己没办法独处，为了不让自己孤单，有六个朋友轮流陪她睡。他们通常睡在她床上——她还不想有性关系，而她的朋友也尊重她的防线。他们只是保持友谊关系。“和别人一起睡，享受亲密的依偎，变成我重要的抗郁剂。我喜欢依偎在一起，不想要有性行为。我宁愿放弃吃东西，放弃看电影，放弃工作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除了睡觉和到厕所寻求一个安全、温暖的环境。老实说，我怀疑那是不是化学药剂在我脑中的作用。”她花了一点时间才进一步走到发生肉体关系。“我向来十分在意自己的裸体，从来就没想过穿泳装出现，也没有因此受到精神创伤。跟其他人相比，我较晚才有性经验。别人努力说服我，发生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，我倒不这么想。一直以来，我觉得这样不对。就像七喜汽水的广告词——没试过，怎么会知道。但是，最后我还是改变想法了。”
“我一直不想再依赖药物，当心中抱持这种想法时，你不知道情形到底有多糟。到最后，朋友终于说服我继续接受药物治疗。那年夏天，她去滑水，还有只海豚浮上来，游在旁边。那是我觉得最接近天堂的感觉，当时心想，我在这里交到朋友了。”她十分兴奋，于是再度中断服用药物。六个月后，她又开始服药。三年级快结束时，她开始使用百忧解，效果不错，但是百忧解让她失去了部分自我。百忧解跟着她八年，“我用一阵子药，又停一阵子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了，可以不必再用药，一定没错。然后停止服药，觉得很好，但接着就发生了严重的问题，我觉得自己完了。像是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。然后发生一些小事——你知道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好比说，牙膏盖掉到下水孔里，但是这些还不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最让人惊慌失措的是祖母过世。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思考，将来要怎么走，我的人生一直是起起落落，很难判断低潮与高潮的界限和转折在哪个时候。”一次突然的发作让她错过朋友的婚礼——“我没办法走出公寓，坐上巴士到朋友那——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出席。”她又开始服用百忧解。
克劳蒂亚·薇佛的故事
后来，她终于放弃药物治疗，如此才又唤起她的性欲，同时开始转向顺势疗法，我在那时候认识她。顺势疗法在一段时间内还算有用，她觉得这类疗法让她保持稳定，但是当外在环境引发忧郁时，顺势疗法也没办法挽回。虽然日子很难过，她还是靠着顺势疗法度过了冬天。曾经有一个月，她担心忧郁又将来临，后来发现只是经前症侯群。“经血开始流的时候，我非常高兴，心想：‘哦，太好了，这样就对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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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碰到过一大堆这样的事情。这种体验跟着我，到下个月就满二十九年了。我的记忆随着情绪而改变。某天我会告诉自己忧郁有多恐怖，我的人生被搞得有多惨，然后，如果隔天情绪好像比较稳定了，我会觉得每件事看起来还不错。我会试着回想快乐的时光，会找点事做，不让自己开始不愉快的回忆，否则会让我很快陷入忧郁中。忧郁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很丢脸。我不会想到，我只是一个平凡人，挫折是很正常的经历。我做过很丢人的梦，即使在睡梦中，都没法摆脱恐怖、沉重、苦闷的情绪和无望的人生。希望，是我第一个遗失的东西。”
双亲的僵硬态度令克劳蒂亚·薇佛十分痛苦：“他们要我像他们一样快乐。”早在童年的时候，“我躲在自己的世界深处，觉得自己是异类，与别人格格不入。我觉得自己很渺小，一无是处，迷失在自己的思虑里，几乎看不到他人的存在。若是走到后院，我只会在那边四处晃荡，而不是看看花草。”她的家人对这整件事“紧绷嘴唇”不动声色。到了小学三年级，她开始畏惧身体接触。“我讨厌抚摸、拥抱或亲吻，连家人也不行。在学校里，整天都无精打采。记得老师曾对我说：‘克劳蒂亚，抬起头来。’没有人在意这些事。我还记得上体育课时，会在电暖炉边睡着。我痛恨上学，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朋友。别人说的什么话都可能会伤到我，深深地伤到我。记得六、七年级的时候，走在学校大厅里，我谁都不理，什么事都不关心。童年的记忆让我十分痛苦，但是，我竟然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骄傲。忧郁？我一向如此，只是过了一段时日才知道它叫‘忧郁’。我的父母很慈爱，但他们——或是说，他们那一代的父母中的大多数——从没想过，自己的小孩会如此情绪失常。”克劳蒂亚唯一快乐的事是骑马，她非常有天分，父母为她买了一匹小马。“骑马给了我自信和喜悦，给我任何事物都没有的一线光明。我很会骑马，大家也注意到了，我爱那匹小马。我们很投缘，像伙伴一样，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意，它好像知道我需要它，这带我走出了愁云惨雾。”
十年级时，她离家读寄宿学校，因为和那里的骑马教练处不来，她放弃继续在这项运动上的发展。她要父母卖掉那匹小马，不再有骑它的兴趣。寄宿学校的头一学期，回想起来，她面临了“心灵的疑问”：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的目的是什么？她对室友提出这些疑问，室友立刻向校方报告，断章取义地转述她的话。校方断定克劳蒂亚有自毁倾向，即刻将她送回家中。“那实在丢脸透了，我觉得十分羞耻。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事情中，我痛苦地抗拒这一切。不管别人是否很快忘了这些事，我就是无法忘记。”
克劳蒂亚·薇佛的故事
后来的一年，她在深深受创的情形下，开始用刀割伤自己——因为她苦于所谓“无聊透顶的另类厌食症”。她的玩法是切开小伤口，但不至于流血，然后把伤口掰开，让血流出来。由于伤口很小，所以不引人注意。她认识学校中四、五个玩割皮游戏的女生，“人数多到形成一个小团体。”割伤自己的行为持续发生，她到大学仍在割伤自己，快三十岁时，她还在割左手和腹部。“这并非是‘用激烈手段引人注意’的行为，”她说：“你感觉到情绪的痛苦，希望甩开它。突然间，你看到一把刀，心想，哇！刀子看起来好锋利，我想试试，如果放在手上稍用点力会怎么样……你开始受刀子吸引。”室友看到她割伤自己，好几次向校方报告。“然后他们说我一定是想自杀，这种行为会让我变成疯子。我吓得牙齿打颤，这件事让我非常紧张。”她又被送回家，并要她去看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说她很正常，没有问题，校方和她室友才是疯了。“他发现我并没有想自杀，只是想探测自己的极限，以及未来该走向何方。”几天后，她回到学校，但此刻，她没有安全感，并开始产生严重的忧郁症状。“我愈来愈疲惫，睡得愈来愈多，活动愈来愈少，愈来愈喜欢独处——我极度不快乐，也不知向谁倾诉。”
不久，她开始一天睡十四小时。“我半夜起床，走进洗手间，开始读书，大家都觉得我极为古怪。他们会来敲门，想知道我在里面干嘛。我说：‘我只是读书。’他们问：‘为什么要在这里读书？’我说：‘我喜欢，不行吗？’”当年年底，她几乎完全不吃一般的食物。“我一天吃个七至九条巧克力，因为那样就够了，这样就不用去学生餐厅。若是到餐厅，大家会说：‘你好吗？’我根本不想回答这种问题。我继续念书，度过那一年，因为只要我一直现身，就不会被人注意。若是老躺在床上，校方会找父母来，我就得解释，我应付不了众人诡异的目光和自己脆弱的感觉。我甚至不想打电话告诉父母说我想回家，我觉得自己陷在那里，如置身迷雾中，看不见五英尺外的东西——就算我妈就站在六英尺外也看不到。忧郁让我觉得很丢脸，我只觉得每个人都会在背后说我坏话。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，即使是在厕所里独处都会让我觉得很困窘。我的意思是，在公共场合当然会让我很痛苦，但即使是一个人，我也没办法面对自己。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当一个人，连当个怪人也不配。我觉得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很丢脸。那令人痛苦万分。”
到了十年级的夏天，情形更糟糕。她长了湿疹，和紧张有关，因而更加烦恼。“和人在一起是最累的事情，即使只是讲讲话。我离群索居，几乎一直躺在床上。我想把身体藏起来。”她终于开始接受治疗，服用妥富脑（Tofranil），周遭的人都发现她有进步，“到了夏末，有一天，我终于能跟母亲到纽约城逛街然后回家。那是我当年夏天觉得最刺激、最有活力的事。”她也和治疗师混熟了，两人成为密友。她在秋天转学，新学校给她一间单人房，很适合她。她喜欢那里的人，服用改善精神状况的药。她认为那年夏天，父母终于把她的情绪状态当成真正的问题，对她很有帮助。她开始用功读书，参加一大堆课外活动。高年级时，她当上学监，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在普林斯顿大学，她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。虽然喜欢独处，但她发现自己没办法独处，为了不让自己孤单，有六个朋友轮流陪她睡。他们通常睡在她床上——她还不想有性关系，而她的朋友也尊重她的防线。他们只是保持友谊关系。“和别人一起睡，享受亲密的依偎，变成我重要的抗郁剂。我喜欢依偎在一起，不想要有性行为。我宁愿放弃吃东西，放弃看电影，放弃工作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除了睡觉和到厕所寻求一个安全、温暖的环境。老实说，我怀疑那是不是化学药剂在我脑中的作用。”她花了一点时间才进一步走到发生肉体关系。“我向来十分在意自己的裸体，从来就没想过穿泳装出现，也没有因此受到精神创伤。跟其他人相比，我较晚才有性经验。别人努力说服我，发生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，我倒不这么想。一直以来，我觉得这样不对。就像七喜汽水的广告词——没试过，怎么会知道。但是，最后我还是改变想法了。”
“我一直不想再依赖药物，当心中抱持这种想法时，你不知道情形到底有多糟。到最后，朋友终于说服我继续接受药物治疗。那年夏天，她去滑水，还有只海豚浮上来，游在旁边。那是我觉得最接近天堂的感觉，当时心想，我在这里交到朋友了。”她十分兴奋，于是再度中断服用药物。六个月后，她又开始服药。三年级快结束时，她开始使用百忧解，效果不错，但是百忧解让她失去了部分自我。百忧解跟着她八年，“我用一阵子药，又停一阵子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了，可以不必再用药，一定没错。然后停止服药，觉得很好，但接着就发生了严重的问题，我觉得自己完了。像是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。然后发生一些小事——你知道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好比说，牙膏盖掉到下水孔里，但是这些还不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最让人惊慌失措的是祖母过世。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思考，将来要怎么走，我的人生一直是起起落落，很难判断低潮与高潮的界限和转折在哪个时候。”一次突然的发作让她错过朋友的婚礼——“我没办法走出公寓，坐上巴士到朋友那——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出席。”她又开始服用百忧解。
克劳蒂亚·薇佛的故事
后来，她终于放弃药物治疗，如此才又唤起她的性欲，同时开始转向顺势疗法，我在那时候认识她。顺势疗法在一段时间内还算有用，她觉得这类疗法让她保持稳定，但是当外在环境引发忧郁时，顺势疗法也没办法挽回。虽然日子很难过，她还是靠着顺势疗法度过了冬天。曾经有一个月，她担心忧郁又将来临，后来发现只是经前症侯群。“经血开始流的时候，我非常高兴，心想：‘哦，太好了，这样就对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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